4月10日，中共最高法和最高检发布《关于贪污贿赂刑事案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门槛，由3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，提高了整整10倍。
在量刑方面，也同样水涨船高，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，在300万元至1,000万元之间的，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；超过1,000万元的，可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而在2016年，“两高”的“司法解释”规定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定罪的起点是30万元，30万元以上且不能说明来源的，可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100万以上的，可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习*近*平上台至今，一直高举反腐打虎的大旗，坚持反腐败“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”。如此这般反了14年，到今天，中共的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，而且越反越腐，“两高”最新“司法解释”表明：中共重回以“贪腐治国”的老路上去了。
何以见得？理由有三：
2020年5月28日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，中共总理李克强说：“（中国有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，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,000元左右。”
2023年12月26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共同编发的《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》称，中国有39.1%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,000元，换算成人口数为5.47亿人；月收入低于2,000元的人数达到9.64亿。
李克强的讲话和上述报告表明：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收入非常低。他们面临结婚难、生育难、住房难、就医难、上学难、就业难、养老难等诸多难题。
对于月收入仅1,000元左右的6亿中国民众，或月收入低于2,000元的9.64亿中国民众来说，贪官300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。
但是，中共“两高”新的“司法解释”竟然认定，贪官不明不白地占有300万元巨款，不是犯罪，不受追究，不被处罚，可以逍遥法外。
中共口口声声代表“中国人民”，“权为民所用”，“人民信任党”。“两高”的这个“司法解释”是代表“中国人民”，还是代表“中共贪官”？是“权为民所用”，还是“权为官所用”？是让“人民信任党”，还是让“人民”对中共丧失信心？
“两高”最新“司法解释”的上述规定，是根本没有把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死活放在眼里，而是把为官员谋福利放在第一位。
对于中共大幅度提高贪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入罪标准，广东司法界人士曾先生接受外媒采访时说：“这个门槛调高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现在贪污受贿的数额太大了。几十万元作为公务员，真的不能叫贪污了，大家都不认为是贪污。大概一二十年前，我办的受贿案，检察院都不愿立案，说太小了。现在更不用说，公务员几乎没有不贪的。”
这是一句大实话。习反腐败14年，贪官越抓越多，亿元贪官越来越多。
2025年，中共立案审查的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15人，是十八大以来最多的一年；立案审查中管干部181人，是十八大以来最多的一年；查办军队高级将领可能达64人，是十八大以来最多的一年；被判刑的亿元贪官31人，也是十八大以来最多的一年。
2026年第一季度，中共立案审查省部级高官30人，超过2025年和2024年同期数据之和（29人）。其中12人没有公开名单，很可能是军队高级将领。第一季度处分省部级高官57人，是去年同期人数四倍（14人）。
今日中共，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小官也大贪，几乎无官不贪。中共为了适应这种大面积贪腐的形势，只好将贪官们不明财产定罪门槛大幅度提高。
“两高”最新“司法解释”，让中共贪官300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不入罪，等于给中共贪官开了一个免罪的盾牌，300万元以内尽管贪。一个贪官如此，十个、百个、千个、万个，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金额。
这是鼓励中共官员变着法子捞钱：十万八万不是事，30万40万小意思，100万200万是意思意思，300万以内没人治，只要贪官们把这些钱变得不明不白就行了。
时评人李承鹏将“两高”最新“司法解释”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入罪门槛从30万提到300万，与今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放在一起进行对比，非常感慨。
他说，十年前，2016年，共有139.5万人报考。今年，2026年，371.8万人报考。十年内，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增加约232万人，增长约167%。录取比例，2016年是33:1，到了2026年，是98:1。尽管录取人数少了，报考的人数却猛增。
何故？当官好捞钱啊。当今的中国人，挤破头也要往公务员队伍里挤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，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某职位报考录取比最高，达到7222:1。
看来，中共的贪腐又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了。
对于“两高”最新“司法解释”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入罪门槛，中共有关专家解读说：“要顺应经济发展形势，对抗通胀，将司法资源集中于大案要案”。
这是胡说八道。中共反腐的治本之策不与时俱进，300万不明不白财产不入罪却要与时俱进。
习2013年1月发起反腐打虎时称，要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。而国际通行的“把权力送进笼子”的反腐治本之策，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。
早在1766年，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，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，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，迄今已经240多年。
后来，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，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，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。任何人都不允许开匿名账户，一旦某个官员的账户出现不明进项或不正常消费，民众随时随地都能查个“底朝天”。
1995年10月，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盒巧克力，被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，并调出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纪录，有根有据地指责萨林“挪用公款”，迫使这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副首相引咎辞职。
2006年，瑞典首相新提名的几位大臣，因先后被邻居、家电销售商、记者等举报有偷漏雇主税、不缴纳电视费等行为，而先后递交辞呈。
据世界银行统计，2016年，世界上已有153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。
中共明知道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，就是坚决不与时俱进，坚决不与国际接轨，坚决不对腐败搞釜底抽薪。
早在1994年，中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《财产申报法》正式列入立法规划。至今32年过去了，中共的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仍然没有建立。
2019年12月22日，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发表文章《财产公示，请自常委始》，其中谈到财产申报公示制度“公正、平和、低耗、无涉意识形态”，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也纷纷采纳。
至今6年多过去了，以习为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坚持不带头公示财产。
对于中共而言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，不是不必建立，不是不能建立，而是根本不想建立。
何故？中共口说升官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实际上是“为人民币服务”。
1999年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，以为可在极短时间内铲除法轮功。但是，无论他采取什么邪招，也打不倒法轮功。
怎么办？江绞尽脑汁，又想出一个邪招：只要官员追随他迫害法轮功，无论这个官员多么腐败，他都提拔重用，甚至越腐败，越提拔重用。结果，江提拔重用了一大批严重腐败分子。从此，江开了以“贪腐治国”之先河。
习反腐打虎14年，反来反去，反到今天，竟然也步了江的后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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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转自大.纪.元;/责任编辑：晟睿）
